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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反復，地緣沖突迭起，2022年全球經濟金融環境不確定性走高，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與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存在較大外溢風險，并從三個渠道影響新興經濟體，但不同區域所受影響存在分化。中國銀行研究院日前在北京發布的《2022年二季度經濟金融展望報告》分析認為，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壓力加大。在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的背景下，全球流動性趨于收緊，新興經濟體跨境資本流動趨勢面臨逆轉。

歷史經驗表明，在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階段，資本從新興經濟體回流美國的趨勢較為明顯，且回流資金主要是美聯儲量化寬松階段流入新興經濟體的資金。例如，2010-2012年，當美聯儲處于寬松周期時，新興經濟體跨境證券資本保持凈流入，而當2013年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美國將逐步退出量化寬松舉措后，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蕩，跨境證券資本大幅流出新興經濟體，出現“縮減恐慌”。2015年美聯儲正式加息，當年新興經濟體整體跨境證券資本凈流出規模達到3747.5億美元。2020年受疫情和年初的國際金融市場震蕩以及“美元荒”影響，新興經濟體跨境證券資本凈流入規模大幅下降。2021年在美聯儲超寬松財政貨幣政策刺激下，新興經濟體吸引的跨境證券資本流入又快速反彈。2022年以來，伴隨著全球通脹高企，美聯儲加息預期強烈，疊加俄烏沖突引發的避險情緒，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波動，新興經濟體再度面臨資本外流壓力。在此過程中，金融脆弱性較為突出的新興經濟體可能受到更大沖擊。其中，拉美地區的外債占比大、外商直接投資占本國投資的份額高，非洲地區外資依賴程度較高，恐面臨較大的資本外流風險。

當前，受通脹預期上升、發達經濟體加息政策推動，全球利率水平處于上行區間。截至3月4日，美國3個月期國債收益率和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較1月4日分別上升0.25和0.81個百分點，帶動新興經濟體短期與長期收益率上升。

據國際金融協會(IIF)報告，2021年新興經濟體債務創下95.7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宏觀杠桿率高達247.8%，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約63.6%，同樣處于歷史高位。其中，土耳其和智利的美元總債務占比分別高達59%和50%，阿根廷政府部門的美元債務占比為40%，巴西、沙特阿拉伯和墨西哥的非金融企業美元債務占比均超10%。在新興經濟體債務規模大且美元債務占比高的背景下，全球利率水平上漲進一步加重新興經濟體債務負擔，增加了債務違約風險。

尤其是2月24日俄烏沖突以來，新興市場明顯跑輸發達國家，同時新興國家還伴隨著資金流出和匯率貶值。據中金公司研究部分析，究其原因，除了風險偏好，本土疫情，又或制裁牽連擔憂外，新興市場面臨的“麻煩”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全球美元流動性拐點，二是俄烏局勢供應沖擊放大部分新興的經常賬甚至財政“雙赤字”壓力，政府部門現金流惡化又會放大流動性拐點下的脆弱程度，加大以此現金流為估值依據的資產價值(主權債和匯率)。中金公司研究部從4個維度構建了指標體系(疫情、經濟基本面、違約風險、政策風險)，發現新興市場中阿根廷、南非、埃及、哥倫比亞等指標相對更為脆弱。(路 虹)

關鍵詞： 中國銀行 新興經濟體 資本外流 跨境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