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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2021年日本政府、企業和個人持有的海外資產凈值增加了56億日元，且為有史以來最大增幅，受其影響，截至去年年底日本海外凈資產達到創紀錄的411.2萬億日元(外部總資產1249.9萬億日元，外部債務838.7萬億日元)，連續31年保持全球最大債權國的地位。

遍視全球，在海外進行資產累積擴張的經濟體并不少見，如德國、中國以及美國等相應數據亦屬亮眼，只是能夠像日本那樣在海外資產的囤積上長期保持生猛態勢且極具持續性與穩定性的國家卻很鮮見。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在海外瘋狂囤田置地的真實故事讓人至今記憶猶新：三菱公司斥資14億美元買下了洛克菲勒中心大廈，全美10%的不動產均被日本人收入囊中，同時日本投資者把控了紐約股票交易所25%的日交易量，夏威夷進駐的外資中超96%都是日資身影。雖然，隨之而來的《廣場協議》令日本海外資產的掃貨鋒芒稍微收斂了幾年，但不久后即雄風再起，鏗鏘的圈地腳步從美國踏向了全球，至1990年年底，日本在海外的資產規模達到了270萬億日元，首次站上世界第一的高地并自此無人超越。

一國的海外資產購置能力往往與本國貨幣價值存在著直接關聯。拉長時間線不難發現，自有交易記錄以來，日元對美元總體表現為上升趨勢，拿目前的點位來說，相對于原始匯率，日元升值幅度超過了181%，相應的是日元購買能力的顯著提升，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日元可以兌換更多的美元，從而構成了貨幣持有人在國際市場上更為厚實的資產采購實力;從具體數據來看，2021年日元對美元出現了11%的貶值，但問題是日本投資者并沒有因此放慢在海外購置資產的節奏，最終海外資產由美元換算成日元，匯率因素使得日本海外資產的賬面價值愈發好看。

與對外總體呈現出漸次升值態勢不同，日元在其國內的表現卻并不怎么亢奮，相反是持續萎靡，原因是日本央行長期推行寬松貨幣政策，其中官方短期基準利率從最高時期的9%一直降低到當下的-0.1%，而且日本保持負利率已經有六年多的歷史，不僅如此，日本還率先在全球推出了量化寬松(QE)，即央行在市場上購買國債與企業債券，使貨幣長期利率維持在零左右，即便是今年許多國家中央銀行大幅收緊貨幣政策，日本也明確宣布短期利率與QE政策不變。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無疑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而QE等于就是直接為企業輸送流動性，相應地，日本投資者在海外市場進行資本騰挪的底氣就更加充沛。

除貨幣政策外，日本政府還采取了許多鼓勵與支持進行海外投資的財政政策，除了降低法人稅、投資減稅、技術研究開發減稅等，還為企業赴海外考察投資環境發生的機票費、旅居費等提供補貼，為企業參與海外礦山探礦調查費用的75%、鉆探費用的50%提供政府補貼，并為企業海外投資建立了四種準備金制度，在納稅時可以扣除在國外已經繳納的稅額，同時企業境外收入還可以延遲納稅。此外，財政部門還聯合央行與國內外金融機構展開深度合作，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擔保與保險等金融工具的支持。

應當看到，無論是以低利率主導的貨幣政策還是直接讓利于民的財政政策，都使得從企業到家庭再到個人的所有市場主體獲益頗豐。統計表明，2021年度所有日本上市企業凈利潤達到33.5萬億日元，相比前一年增長35.6%，并續創歷史新高，從整體看，2021年日本企業共計坐擁創紀錄的35538萬億日元的現金和存款;同時，日本家庭金融資產突破2000萬億日元，其中現金約為106萬億日元，各種類型的存款合計約為1009萬億日元，按照1.26億的總人口計算，平均下來相當于日本人均金融資產1587萬日元，這些可以調動的豐盈金融資產尤其是貨幣與債券資產就成為日本投資者征戰海外市場的最強底氣。

在他國證券市場縱橫馳騁并屢有斬獲是日本投資者編織出的一幅明亮的海外資產鏡像。有資料顯示，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GPIF)是全球最大的養老投資基金，目前管理資產達到187萬億日元，2021年投資收益超過38萬億日元，而在其資產池的構成中，有50%布局在國際市場，其中25%為海外股票，25%為海外固定收益，尤其是在海外股票方面，2021財年GPIF錄得了高達20.67萬億日元的回報，占年度總收益的54%;與此同時，日本還有投資總額超過23萬億日元的私募基金，重點在全球主要配置美國、韓國、挪威、英國、中國等國股票資產;另外，去年日本的個人投資者投資海外股票也呈加速趨勢，全年包含海外股票的投資信托的凈流入額超過7萬億日元，為有統計以來的最大規模,其中凈流入額較大、排名靠前的投資信托大多與美國科技企業等股票基金有關，而2021年恰是蘋果、亞馬遜等科技類股票表演的高光時刻。

與金融市場投資方陣相媲美，直接投資對日本海外資產的擴圍同樣構成了強大拉力，按照日本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21年日本對外投資達到了16.25萬億日元，而在直接投資中，企業跨國并購成為了最核心的力量矩陣。追蹤可見，過去10年日本企業的海外并購保持著持續擴張態勢，從最初的6萬億日元一路疊加2021年的24萬億日元，而且年年創出歷史新高。在并購主體構成中，大企業歷來充當著急先鋒，其中，去年日本企業在海外超千億的收購案達到39起，同比增加71%。除了搶占增量市場與鞏固存量市場外，日本企業更表現出了通過跨國并購調整自身結構的趨勢，如日立制作斥資1萬億日元收購了美國軟件公司GlobalLogic，同時以8000億日元將核心子公司日立金屬賣給了美國的投資基金，以此強化核心業務領域的競爭優勢。

從將上世紀50年代確立的“貿易立國”戰略轉向《廣場協議》后實施的“海外投資立國”戰略，日本至今沉淀出的巨量海外資產無疑是國家戰略轉移的直接結晶。據統計，2021財年日本在海外的投資收益增長14.7%，達到21.59萬億日元，而在超過30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總額中，日本持有1.3萬億美元，為美國第一大海外債主。另外，2021年日本的GDP總量達到542萬億日元，411.2萬億日元的海外凈資產規模相當于GDP的76%，因此有人形象地形容，除了本土日本，日本人在海外創造了又一個日本……

首先，巨量海外資產可以強勢支撐與維系日本國家的主權信用。與國內資產相比，一國擁有更多的海外資產量更容易受到市場的肯定，尤其是在美元作為全球最主要通用貨幣的國際環境中，日本持有美國國債長期位居前列，無疑展現出了其極其厚實的國家金融家底，故日本雖然是全球政府負債率最高的國家，但從來沒有人認為日本會出現違約風險，因為日本一方面完全可以通過美債變現而如期償債，另一方面日本國債完全由其國內投資者所持有，全然不存在國際投機資本作祟的可能，同時充足的海外資產也可以不斷地向國內輸送豐沛的債券購買力，市場具備充分的承接力，正是如此，哪怕是日本政府發出的公債再多，也絲毫沒有影響主權信用的3A國際評級結果。

其次，足量海外資產可以有效支持與推動日本參與全球經濟分工。日本國內資源尤其是人口資源優勢極其微弱，內需長期疲軟，只有通過不斷的海外投資進而獲取外部賦能。從日本的直接投資尤其是跨國并購看，拓展外部市場是其主要目的，但通過獲得新技術從而獲得新增長的商業動作同樣明顯，2021年日本企業對通訊、半導體以及軟硬件設備等海外企業的并購增加了30%;與此同時，日本企業也希望通過并購降低成本并最大程度地實現對產業鏈的控制，過去一年日本不僅成為了泰國的最大投資來源國，投資規模達到807.33億銖，也上升為越南的第三大資本輸出國，投資額度高達39億美元，資本覆蓋范圍除了加工制造業之外，還有電力生產以及批發零售等領域。

最后，天量海外資產可以顯著緩釋與松解日元的升值壓力，并增強日本的國際貿易競爭優勢。動態地看，日元對美元存在升值引力，這樣的結果已經不是由日元本身所決定，而是因美國需要美元漸次貶值從而扭轉貿易赤字的政策規劃所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資本都朝著國內資產集結，勢必進一步推升日元，從而構成對出口貿易的不利，相反，大量資本在海外布局與囤積，在有效減輕日本升值壓力的同時，企業的直接投資與企業跨國并購還能形成海外生產制造基地，不僅可以成功規避日元升值所必然導致的出口風險，還有助于消解因日元貶值令貿易盈余過度放大而招徠的貿易報復之壓。(張 銳)

關鍵詞： 日本海外資產規模 中央銀行 貨幣政策 企業融資成本